加拿大人眼里的40年来的中加关系

加拿大人眼里的40年来的中加关系

布鲁克大学   查尔斯·波顿

1991-93及1998-2000任加拿大驻华使馆参赞

 

加拿大与中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对加拿大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得益于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20国集团在内的跨国机构的斡旋，世界的政治经济越来越朝向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中加两国在一系列广泛的国际相互关系中越来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目前，中国和加拿大存在贸易和人员往来，涉及移民、教育和文化领域，这些在一代人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自1970年10月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以来,中加关系已经提升而且转变为一种相互依赖的水平上。

这并不是说加拿大政府在1949-1970年和中国大陆没有联系。实际上，早在1958年，加拿大与中国进行了大宗的小麦贸易。当时，中国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饥荒。按照1961年签订的一项协议，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加拿大向中国出售小麦，其价值达到了4.22亿美元。

这一协议是应阿尔文·汉密尔顿（Alvin Hamilton）的要求提出的，当时他是保守党政府John Diefenbaker总理任内的农业部长。对中国的小麦贸易在当时受到了部分人的反对，这些人支持加拿大在英联邦体系内发挥作用，他们认为，印度作为加拿大在英联邦的伙伴，在当时与中国存在剧烈冲突，值此之际，向中国援助粮食会让人觉得，加拿大在中印冲突中支持中国。而且，美国在当时对中国实行了严厉的贸易禁运。因此，汉密尔顿的创议被视为对美加关系的挑战。

对加拿大来说，在当时的背景下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政治决定。加拿大国内存在一定的阻力，因为中方要求，在加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中华民国”的外交人员必须关闭使馆并回到台湾，反对渥太华和北京达成的协定。

1970年10月，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Trudeau）做出了承认新中国的决定。在回顾缘何做出这一决定时，人们今天也许会提到特鲁多的著名口号：“理智胜过情感”。蒋介石领导的台湾国民党政府，其所控制的区域，人口仅为中国全部人口的1/60。而北京政府所控制的领土上，其居民则达到了全国人口的59/60，因此，转而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无疑是理智的。加拿大"注意到"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 (takes note of China's claims over Taiwan)，并将其纳入备忘录，这构成加拿大在1970年10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这一声明，在此后的一些年中，也为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国家所接受。

Diefenbaker政府对中国的小麦外交引发了政治争议，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在皮尔森及特鲁多二位总理任内，加拿大与中国接近，正值越南战争酣战之际。当时中国支持向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提供武器和道义援助，而胡志明的军队正在屠杀美国——加拿大的亲密盟友——的士兵。

同期，中国还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运动，对美国进行尖锐批判。因此就加拿大和美国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而言，加拿大对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允许加拿大“打中国牌”，并宣称其外交政策独立于美国。从加拿大的观点来看，这与特鲁多对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美国这一时期的敌人——是一样的。这些外交动议可以被视为对加拿大国内紧张情绪的一种反应。当时人们认为，美国技术和资金在全球的传播，将深刻改变他国的经济和政治局势，破坏这些国家的文化精髓和民族认同。加拿大的民族主义者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观念非常着迷，这种观念使中国面对现代性危机时，既不依附苏联，也不依附美国。加拿大人认为，不论如何，中国所采用的方式，都使中国人更像真正的人。在那个年代里，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性质，在加拿大国内存在着误解和一些天真的看法。

Pierre Trudeau's1973年访华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Trudeau与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会面，他在周恩来总理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的陪同下访问中国的名胜古迹。但实质性的成果并不多，只达成了一个领事协定，允许中国公民与加拿大的亲属团聚。总之，在中加建交的头十年间，加拿大在实现在华利益方面没有太大作为。除了小麦贸易以外，其他方面的交流水平都很低。

其他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也受到了那些年内中国极其排外的意识形态政策的制约。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人员往来也比较有限。1970年代，在华的加拿大人只有少数外交官，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的不到30名加拿大留学生。

但在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加深两国关系的可能性受到了重视，双方对此都表现出热情。1984年1月，中国总理赵紫阳成为在加拿大上下两议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的首位共产主义领袖。当年10月，赵紫阳在中南海接见魁北克的分裂主义分子Parti Quebecois达90分钟，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Martin Brian Mulroney）的保守党政府对此感到不快，但这对两国关系并未造成太大影响。
  中加关系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受到了影响。在建国门外加拿大外交工作人员公寓，子弹穿透了窗户。在北京的加拿大留学生在使馆安营扎寨等待救援。一些加拿大公司在撤出加拿大员工后关闭了他们在北京的办公室，加拿大大使Earl Drake被召回渥太华，接受长期咨询。中国的所有在加的公民被当作难民对待，并被允许在加拿大永久停留，大多数人都选择留在加拿大，一些公派到加拿大深造的中国学者也如此这般，这尤其令北京政府强烈不满。中加建交20周年之际的1990年，机构精简了的加拿大使馆收到渥太华的指示“不得举行任何庆祝活动”。

让·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总理在1996、1998、2001带领贸易团访问中国，2001年的访问团规模创加拿大历史之最。陪同他前往的，有近600名商业代表、8个省的省长、3个地区的首领。

  尽管加拿大采取了这些新举措，但加拿大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表现，并不如其他国家。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有关数字，1997年加拿大对华贸易只占全部出口的0.93%，而中国从加拿大的进口也只占中国全部进口总额的1.41%。2003年，从加拿大的的进口，降至中国进口总额的1.06%，尽管加拿大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1.61%。尽管加拿大对中国出口的绝对数量在增加，但在中国进口中的份额却明显下降。在2006年加拿大在中国的进口市场中的份达到历史最低的0.97%。

在保守党总理史蒂芬·哈珀上台后，2008年加拿大在中国进口中的份额缓慢升到1.12%。加拿大对华出口所占的比例则创下了2.71%的新高。据加拿大工业部发布的对华双边商贸统计资料，2006年加拿大对华出口总额达到73亿美元，2007年进口达到345亿美元，2008年的进口为101亿美元，出口为426亿美元。这些数字表明加拿大对华贸易额在逐年增加，但中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增长幅度更大，现在加拿大对华贸易中的巨额赤字更是达到了4比1。 问题还在于加拿大的商业“文化”。这种文化缺乏远见和冲劲，源于政府补贴和扶植计划。加拿大之所以不能抓住中国市场巨大的机会。加拿大商会在谈到其会员时说：“许多公司规模很小，不了解世界及中国市场行情，这就使其面临风险。”

在加拿大，各联邦党派都高度认可，优先发展对华关系，不仅可以带动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促进加拿大的繁荣，而且可以鼓励高素质的中国人移民加拿大。通过2006年最新的人口统计，在3120万加拿大居民中，有120万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个数量占加拿大人口总数的近4%。汉语成为继英语和法语之后第三种最常用的语言。

加拿大也希望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诸如公平贸易、环境的可持续性，限制疾病传播、尊重人权、共同抗击跨国犯罪，以及在快速全球化的世界里迅速涌现出的其他问题上，与中国加强合作。上述任何问题都不容派系之间的纷争。

而且，加拿大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关心指控中国侵犯人权的报告。加拿大的外交政策支持言论自由、政治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私人财产免受贪污腐化的侵夺。达赖喇嘛被授予加拿大荣誉公民，这个“敏感的”政治事件，甚至也能在加拿大下院被一致通过。在国际上，加拿大认为缅甸、苏丹、朝鲜、津巴布韦等是动荡不安的专制国家，中国与其保持密切联系，令加拿大政府不安。

所以渥太华的下一届政府无论由谁组阁，可能都会继续重视对华关系，这关系到加拿大的根本利益。自由党与保守党、新民主党和其他派别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权领域。在与中国交涉人权问题时，自由党主张采取“静悄悄的外交”方式。劳埃德·阿克斯沃西（Lloyd Axworthy）是让·克雷蒂安政府任内的加拿大外交部长，他于1997年在北京同中国总理李鹏、外交部长钱其琛进行会谈后，建议双边政府在互信的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对话。2006年，加方因认为对话并不能有效促进中国的人权，而推迟了这一对话。比如，加拿大认为，中国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要批准12年前，亦即1998年就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然而，加拿大正在与中国就双方都能接受的、新的人权保障机制进行协商。

2009年12月，斯蒂芬·哈珀总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自2006年哈珀总理就任后的第19次内阁级对华访问。此行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协商核准了中国到加拿大的旅游协议，前两任总理Chretien和 Martin虽曾为此付出努力，但未有结果。

哈珀总理在离华前指出，“加拿大在中国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始。” 诚如斯言，到中加建交50周年之际，将会有更多的成就值得共同庆祝！